隨著旅游市場復蘇和產業升級進程的加快，客源地主導旅游經濟增長的趨勢將愈發明顯。對于旅游投資機構和全國布局的旅游運營商而言，得客源地得天下。當下和未來一個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速、人口基數及其凈流入量將是客源地排序的重要指標。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和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外，還有26個普通地級市2021年的GDP總量超過5000億元，其中蘇州(22718.00億元)、無錫(14003.24億元)、佛山(12156.54億元)、泉州(11304.17億元)、南通(11026.90億元)、東莞(10855.35億元)等6個城市超過萬億元。從節假日旅游數據來看，這些城市既是主要的旅游客源地產生地，也是民宿、主題公園、度假區、旅行服務等業態創新的聚集地。

　　城市客源和旅游消費去了哪里?首先是本地休閑、郊野度假，其次是周邊和近程旅游，然后才是跨省游、遠程旅游和出境旅游。有監測以來的歷史數據表明，城市居民的節假日平均出游距離從來就沒有超過300公里，也就是高鐵2小時，自駕車3-4小時的距離。令人遺憾的是，本地為主、外地為輔，近程為主、中遠程為輔助，由近及遠、漣漪擴散的旅游市場規律，在國內旅游市場高歌猛進的二十多年里居然被政產學研各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疫情以來，城市居民出游距離和游客在目的地游憩半徑更是大幅度收縮，清明節分別收縮到100公里和5公里以內。勞動節假期延續了這一態勢：游客平均出游距離99.6公里，較去年同期下降33.2%;游客在目的地的平均游憩半徑6.0公里，較去年同期下降60.7%。這意味著城市和郊區成為當前旅游消費和休閑活動的主要空間，也是旅游市場的底線支撐。那種無視本地休閑需求和周邊旅游消費，直接將遠程甚至海外客源作為自己的目標市場，通過大項目和大投資在短期內快速拉升旅游經濟總量的發展模式，理論上不成立，實踐上行不通。希望這次疫情能夠讓旅游業獲得應有的進步補償，包括理論創新和實踐反思。發展理念要回到老百姓的常態化生活方式上來，回到主客共享的空間營造上來，回到科技和文化賦能資源存量上來，讓旅游緊密融入人民的美好生活中，而不是想當然地“找唯一、做第一、無中生有”，這樣的旅游業才是穩健的、可持續的。

　　為發展社會事業，滿足城市居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城市建設了越來越多的綠道、社區公園、遺址公園、水體、植物和文化景觀公園、郊野公園、地質公園、森林公園和博物館、美術館、科技館、圖書館、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設施。這些場館設施和高品質的公共文化服務，加上完善的商業環境和便捷的物流體系，對城市居民產生“系泊效應”的同時，也對周邊城鎮和鄉村形成“虹吸現象”。中國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數據中心)專項調查顯示，勞動節假日期間，城市居民選擇市內和郊區旅游的比例為54.4%，出游距離在100公里以內的比例為51.5%，86.4%的游客出行不超過300公里。低風險地區客流由城市中心向周邊近郊轉移，旅游目的與客源地的重構顯現更加明顯，一些游客將原本計劃的一次遠程游切分為多次近程游。

　　需要指出的是，在共同富裕和文化強國的建設進程中，旅游與文化不僅會融合，還將互鑒。當旅游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功能得到越來越多強調的同時，公共文化體系完善、文化產業活躍度高、藝術時尚氛圍強的城市將對本地居民的消費偏好和出游決策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國際經驗和地方實踐表明，城市包括下沉市場的縣域中心城鎮的旅游競爭力越來越取決于文化、教育、科技、人才和資本的創造力，而不是自然環境和文化遺產的稀缺性。游客在疫情期間的消費行為和市場數據，已經以前所未有的社會實驗方式有力證明了這個理論假設。社會生活正常化以后，客源城市在旅游經濟體系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將會更加明顯。旅游投資機構、服務主體和從業人員要想重歸旅游經濟體系的中心位置，重構行業價值和業者尊嚴，對未去的過去和已來的未來不可以不察，不可不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