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讓最大多數的人群得以盡享平等的旅游權利，以及快速、便捷而自由的服務。在計算力對自然力替代的過程中，可能伴隨著精英階層眼中的旅游服務的標準化和旅游體驗的世俗化。在多數人通過自然力服務于少數人的個性化享受，與全體人民通過計算力實現多數人的標準化服務之間，我寧愿選擇后者。乾隆的江南、徐霞客的游記、李白的壯游、沈復的《浮生六記》之所以為世人所傳誦，為后人所追憶，是因為生活在那些年代的絕大多數人都是方圓百里的范圍里終其一生。

　　那些留在文字里的美麗風景和美好生活，雖然照亮了日常生活的無常，終究是與他們無緣的。究其原因，還是經濟問題——遠行的成本太高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飛機、火車、高速公路、互聯網、人工智能等交通和通訊領域的技術創新，讓國民大眾擁有在這塊土地上自由行走的自由，這無疑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過去十年，我們高舉大眾旅游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走智慧旅游的道路，就是對人民性的禮贊，就是對現代化的追求。為了這個目標，現階段的旅游發展可以付出特定時空的擁堵所導致的個人體驗感的下降這樣的代價。

　　攜程、去哪兒、馬蜂窩、途家等在線旅行服務商的成功，是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創業團隊、時代需求等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改革開放初期的入境旅游時代，旅游發展的基礎設施、商業環境和公共服務尚不健全，外國人、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主要采取團進團出的方式，旅行社是旅游業的中心，也是龍頭。

　　在財務靠算盤、信息靠手寫的年代，能夠擁有電話機、傳真機、打字機的旅行社，在同齡人的心目中就是現代商業文明的代表了。回過頭看，那個時代的旅行服務主要依賴于導游和計調等一線操作人員。人工和自然力雖然可以滿足少數游客的個性化需求，但不可能適應大眾旅游時代的規模化生產和標準化作業。以1999年“國慶黃金周”為標志，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城鄉居民開始取代外國人和港澳臺同胞成為旅游消費的主體。因為沒有語言、文化、支付等方面的差異，也沒有簽證的障礙，國民旅游一開始就以規模化、自由行、碎片化的姿態登上了歷史舞臺。

　　每年數十億的游客規模和碎片化的消費需求，僅靠數千萬旅游從業人員——哪怕是再有經驗的勞動者的自然力，也是無法適應市場變遷和產業升級的雙重壓力的。對于牌照經濟體系中的旅行社和分等定級導向的星級酒店而言，原有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機制已經成為潛意識了。就像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所隱喻的那樣，監獄的高墻一開始是如此可憎，因為它限制人的自由。可是在里面呆久了，也就適應了，在人身得到社會意義的自由時，反而不知所措。

　　體制和環境也是如此，經過半個世紀團隊運作和手工操作，傳統旅行社不再有能力捕獲大眾旅游時代的市場機遇。攜程、去哪兒為什么能行?因為它聚焦于分散化的商務散客出行，從800電話呼叫中心，到個人電腦終端，到手持移動終端，再到大數據分析，現代科技在旅游服務諸環節與時俱進的泛在化應用，生動詮釋了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中“用機器生產機器”的經濟學原理。

　　如果沒有大眾旅游的時代需求，沒有移動通訊和大數據技術的時代革新，就是梁健章博士和莊辰超先生有再多的個人才情，加上后天的努力，也不可能有今天最大的在線旅行服務商的市場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攜程、去哪兒的時代，只有時代的攜程、去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