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城鎮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的大背景下,巨大市場需求和政府城市治理服務需要的疊加,推動我國智慧城市建設從概念走向務實,從全面推進向井噴式發展階段邁進。對比近幾年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可以發現,我國正在把智慧化的重心向二線、三線城市和區、縣、村轉移,這意味著小城鎮與鄉村正成為我國智慧城市建設的新興發力點,各地紛紛推進智慧鄉村建設。
智慧鄉村被冠以“智慧”二字,許多人便將其與智慧城市掛鉤,按照智慧城市建設理念布局智慧鄉村建設,并稱之為利用信息化手段實現了“城鄉一體化”。但農村并不是城市,很多智慧城市理念并不一定適合當下中國農村發展,這種智慧城市簡單延伸不僅達不到預期效果,還有可能適得其反。
智慧城市向智慧鄉村延伸的四大誤區:
(一)網絡建設延伸:打造城鄉一體的信息基礎設施
在各地方出臺的智慧城市或信息化規劃中,絕大部分包含“打造城鄉一體的信息基礎設施”這一任務,很多地方將這里的“城鄉一體”理解為建設與城市相同水準的信息基礎設施,于是展開了大規模的農村網絡建設工作,部分一線城市已經實現農村地區寬帶接入能力與城區十分接近,甚至相同。但寬帶網絡的快速提升并沒有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反而由于信息的馬太效應讓城鄉信息化水平差距越來越大。2010年,北京市城市入戶帶寬為2M,農村地區為512K,是城市的1/4,截至目前,北京城區有很多小區已經達到了100M光纖入戶,而農村地區普遍入戶帶寬在10M左右,是城市帶寬的1/10,偏遠地區差距更大。
寬帶網絡建設如同道路,總有跑上馬車的一天,應用與資源建設的不匹配尚可有所期待,但是一些應用類信息基礎設施造成的資源浪費卻不可挽回。由于擔心費電、怕損壞、缺乏維修人員等問題,許多農村的室外大液晶顯示屏常年處于關閉狀態;一些觸摸屏一體機、信息服務終端因為速度慢、不會用、怕用壞等理由,被鎖在村委會;而前幾年大力推廣的“數字家園”、“電腦培訓教室”也是常年處于閉門謝客的狀態,電腦上面落滿灰塵,沒有使用就過了規定報廢年限。所以,就農村信息基礎設施而言,建了不等于用了,用了不等于用好。
那么,什么是“城鄉一體的信息基礎設施”?筆者認為應該是可以實現城鄉互聯互通、資源合理分配的信息基礎設施,不是強求與城區發展能力水平一致的信息基礎設施。而且,智慧鄉村建設應該充分借助城區資源,降低成本并獲得恰當的服務。例如,北京市將政府辦公部門過了使用年限的電腦批量送到農村地區,即降低了成本,又實現了資源的再利用。
(二)產業特色延伸:全方位大力推廣“精準農業”
智能化、精細化生產是智慧城市產業發展的重要特點,導致延續到智慧鄉村建設中的“精準農業”概念備受推崇,仿佛只要“精準”了,就可以“智慧”了。因此,在智慧鄉村各類規劃文件中都會提到,要全面推廣實施“精準農業”。“精準農業”通過對環境的精確感知、系統診斷,實現科學化管理,確實可以有效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產品質量、保障食品安全。但在農村地區實際推廣的過程中發現,除了科研院所、高端設施農業以及適合集團作業的大塊面積的農村地區在應用“精準農業”以外,其他地區推廣并不理想。一是因為成本問題,絕大部分農村地區還是以種植傳統的水稻、玉米等作物為主,產品附加值很低,如果加上幾萬、甚至幾十萬的精準農業設備、系統,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收回成本,對于規模不大的合作社來說吸引力太低;二是土地區塊的問題,當前能推進智慧鄉村建設的城市一般來說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土地資源較為稀缺,很難形成大面積的種植區域,精準農業系統無法形成規模效益,給推廣帶來了阻礙。
在設施農業中,因為產品相對附加值高,精準農業系統推廣較為普遍,但由于專業人員缺失,讓“精準”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益。一是只監控、無分析。很多有條件的村域經濟體在政府扶持下,或者依據發展需要部署了土壤、溫濕度、空氣等監測設備,但監測數據的分析使用需要既懂技術、又懂農業生產的專業人才,村域經濟體并不具備這種條件,僅僅單純的記錄下監控數據,卻無所應用,或不能及時分析,造成了監控數據的浪費,不僅對村域經濟體收益提升效果不明顯,還影響了村域經濟體負責人對“精準農業”建設應用價值的判斷。二是新思路與傳統思維的不協調。由于自動化管理設備相對價位較高,大部分村域經濟體未實現生產管理全自動化控制,仍然由人工來進行操作。先進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實現了科學化、精準化管理,但通過信息化監測、分析得出的專業建議卻得不到很好的執行,這也造成信息化應用效果大打折扣。某草莓種植合作社根據土壤濕度監測結果得出土壤需要分多次進行滴灌,而操作人員為了操作方便,根據以往經驗一次性灌溉足夠的水,并未按照建議操作,不僅造成了水資源的浪費,也對農產品收益造成了影響。
因此,“精準農業”并不等于智慧鄉村,智慧鄉村也并不必需“精準農業”。“精準”的實施要量力而行,絕不可貿然的全面推廣。
(三)管理服務延伸:城區信息系統直接部署到鄉村
將城區各類信息系統部署到鄉村,可以降低重復建設成本,并通過數據標準的統一,保障數據的集中采集、分析,同時,帶動城區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促進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發展。因此,這種部署方式成為各大城市推進智慧鄉村建設的主要手段。
但是由于城區與農村地區在民眾信息素養、配套環境等方面的差異,某些系統并沒有達到預期的使用效果。例如:在城區已使用成熟的政民互動系統,包括移動互聯網上的政民互動APP、微信等服務,在農村地區部署后,推廣十分困難,村民的參與度很低;在城區已經廣泛應用的社區醫療衛生信息化系統以及電子健康檔案,部署到農村地區與當地基層醫療環境不匹配,發揮不了效用等。另外,部分公共服務事項辦理仍需要提供紙質材料,服務系統的延伸并沒有解決農民要到城區提交材料的問題,沒有真正實現惠民便民。
同時,目前農村基層信息化工作,任務屬性大于應用需求,政府需求的主導作用較強,造成農村基層享受到的信息化的好處相對較少,更多地是承擔信息化數據的采集、錄入和上報的任務,形成被動建設、疲于應付的局面,新系統的部署往往會受到很多基層工作人員的抵觸情緒。
因此,城區與農村地區發展各有特色,城區各業務領域的信息系統并不一定適用于農村地區,在向農村地區部署的過程中,需要仔細甄別差異,做好調整,同時要做好系統的整合,不要疊加基層工作人員的工作量,更加切實有效地發揮出系統應有的作用。
(四)投資模式延伸:讓社會力量成為投資建設主體
近年來在政府大力推動下,PPP模式發展火熱,并在交通、環保、醫療、養老等領域,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地已推出的PPP項目多達1800多個,總投資高達3.4萬億元。因此,當下智慧城市建設理念中,PPP已成為投資主流模式,地方政府紛紛寄希望于引進更多社會力量一起參與城市建設。國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和實施意見,推廣PPP模式,國務院發布《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指導意見的通知》明確提出在13大領域,廣泛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服務。
PPP模式可以有效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分攤建設風險,也可為企業帶來可持續效益,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能發揮巨大的作用,但在智慧鄉村建設上,卻很容易變成一廂情愿,難以為繼。信息化建設本身具有投入高、見效慢的特點,而農業經濟相較工業產品附加值低,農村信息化產品累計用戶困難,造成智慧鄉村建設的投入產出比很低,這對于重視即時效益的農村地區而言,無形中缺少了投資積極性和激勵因素,增加了不可預測的風險,除部分企業為追求公益訴求、政策訴求外,以利益為驅使的主動參與智慧鄉村建設的企業意愿并不強烈,PPP模式缺乏動力。另外,農村地區地廣人稀的特性,更加劇了企業建設、運維成本,以及投資和運作農村市場的風險。早在幾年前,中國聯通、中國移動等電信運營商已經通過多種形式將自身業務市場拓展到農村地區,并開展了一系列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服務等方面的應用,但部分農村區域后期維護、服務等工作存在困難,特別是部分較為偏遠的山區通信基礎設施鋪設到位后,電話、寬帶入戶率難于保證,投資大、成本高、收益小,甚至造成虧損,讓部分項目最后不了了之,沒有了聲音。
我國目前智慧鄉村建設仍需要以政府為投資建設主力,通過政策、補貼、基金等多種形式引導社會力量逐步加入,待市場培育相對成熟,PPP模式才能發揮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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